在放管服改革之后，这两类行政行为大部分都由行业组织或者授权的事位单位作出。
综合两类违反法定程序可知，程序轻微违法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13]参见修改前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2008）第164条第1款第4项。
即自发地、积极地采取补正措施去消除违法后果，而不包括行政主体在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课予义务的情况下实施补正。[52]至于自行实施补正的行政主体，除了可以是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外，也可以是该主体的下级机关。[3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监43号行政裁定书。[3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5期、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84号行政判决书。反之，若法律规定在行政行为作出前须履行一定程序，且事后补正无法实现上述程序之特殊保护目的，或行政程序的结果已被执行，则补正将无意义。
它们已突破程序轻微违法的界限，步入应予撤销的违反法定程序之范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二战之后，德国基本法确立基本权利的重要地位。
[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论凯尔森的宪法概念》，载张龑主编：《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98—324页。[48]Vgl. Petra Otto(Fn.46), S.77 f.[49]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138页。在其组建之中，整合性的斗争是否存在及其程度决定了整合的效, 果，例如选举中的竞争便能有效地提高民众的政治效能感。相对于施米特，斯门德的理论又显得调和意味太浓。
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门德和施米特渐生罅隙。其二，缺乏对终局性因素（例如统治权）的分析，三权分立学说并未触及最根本的主权，仍然无法协调各种权力。
在最后的那些年里，德国政府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宪法专政。过去的国家法理论预设了人民的既定存在，选举等程序只是确认政治资格。斯门德追求一种不沾染意识形态色彩的宪法学说，其理想状态是个人与国家之间（虽然存在斗争）的自然均衡。一般国家法理论认为，这有助于克服分裂，形塑整体国家。
[25]精神科学论者主张公法研究不应停留在规范分析，应当在历史学、文化社会学、现象学等学科中各有侧重。这意味着斯门德在选题与方法上趋于双重成熟，其旨在将精神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基础富有成效地应用于国家理论。立足于宪法文本，深刻发掘其可沟通和互动的意义结构，是永不过时的任务。斯门德类比了《财政平衡法》第5条第2款规定的强制性协商义务，主张《魏玛宪法》第19条的实质意义是沟通、协作与整合，而非单方面对各州科以义务。
斯门德强调英国宪制的稳定性与精神史和当代史要素的制约作用，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民主大潮带来的持续动荡，可见其用意深远。[33]德国国家法学在方法学上的痼疾是：要么是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杂糅主义（bisherigen Methodensynkretismus），要么是日益强化的对于方法论一元主义（methodischem Monismus）的偏好。
虽然《宪法与实在宪法》也多次提及主权，但却始终将其等同于一种有机、和谐的存在。韦伯将国家理解为一种运营（Betrieb），行政管理和暴力使用是核心，唯此才能排除个体意志的反对，推动政治行动。
斯门德对人的整合的论述，显然有别于现代非人格化官僚形象，以致被认为具有不轻的非理性倾向（nicht unerheblichen irrationalen Zug）[42]。立法则是国家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结合体，既是国家职能之一，又体现了规整法体系的职能。整合一词过于笼统，必须类型化为分析工具。[34]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88页。[72]见前注[34]，考威尔书，第127页。前批判理论视域下的政治和国家处于神圣精神驱动下的和谐状态。
[34]《宪法与实在宪法》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的、运动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下文将结合德国公法思想史，回顾斯门德对当时宪法学研究的反思，理解国家法学的精神科学转向的意义。
在斯门德对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讨论中，最为基本的政党、经济问题都未曾出现。黑格尔传统强调国家实质，主张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发掘国家的内在价值，斯门德即在此列。
然而，斯门德又未能澄清具体的权力机制，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主权，将国家等同于社会。人的整合同样尊重被领导者的主体性，因为领袖的光明形象映照着活跃的精神互动。
《宪法与实在宪法》较为体系地展现了斯门德的方法论以及对魏玛宪制的理解，其宏大的理论抱负展露无遗。鉴于国家在公法研究中的缺席，斯门德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运动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54]主要根据权力分立来理解国家职能的意义，将带来两个问题。[6]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6页。
[46]质的整合，即通过意义内容实现的整合。 尹辉煌，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来源：《交大法学》2023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实在宪法 国家整合 精神科学 魏玛宪制 主权 。
这种国家图景和思维方式在国家理论中广遭拒绝，对于国家理论和独裁权力这一复杂问题而言是一种绝大的幸事。狄尔泰指出，只有与人们内在体验相关的事件，才是历史的一部分。
Rudolf Smend(Fn.2), S.112.[61]参见[德]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载[德]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李秋零、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7页。（二）国家的实质缺席斯门德在前言中指出，本项研究在总体上只能算是一个梗概、一套作业程序。
Peter Unruh, Weimarer Staatsrechtslehre und Grundgesetz: Ein verfassungstheoretischer Vergleich,2004, S.151.[70]见前注[2]，斯门德书，第2页。知识界碑的表述及其理论抱负，见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与此相比，魏玛宪法更明显地体现了单一制因素，这固然因为民主革命带来的确定新正当性的需求，实际上动摇了国家统一的基础。整体也不是作为实质载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因为精神生活的本质恰恰是这样一种自我构造，精神单子并非作为僵化的实体参与这种生活当中。
三、失去国家：整合论的困境在魏玛公法理论的图谱中，斯门德的整合理论是一个中间选项。[55]在断裂的时代，《宪法与实在宪法》在国家整合体系的基础上重构了国家法，充分体现了为新秩序奠基的使命感。
值得玩味的是，《宪法学说》和《宪法与实在宪法》同年出版，在《宪法学说》序言的末尾，施米特特意提及斯门德的宪法专著。在国家层面，联邦和各州之间相互塑造。
作为一个教会法研究者，斯门德接受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思想，主张国家整合和宗教性凝聚具有相似性。[76]整合的实质应该是合众为一，即卢梭所意识到的国家建构的关键所在——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而变成人民的。
